七十年代，我喜欢读契诃夫，而不喜欢读巴尔扎克，契诃夫让我懂得了优美，那幅戴着夹鼻眼镜的肖像是我至今最熟悉的一个外国作家的模样。但契诃夫没有给过我直接的借鉴，它就像中国的鲁迅给我的影响，是对文学的一种感觉，最基本的素养。八十年代初，我开始接触西方现代观念，却不是文学作品，而大量的是美术理论，甚至可以说，以后的十七八年里，我更注重美术上的新潮，因为我不懂外文，又不爱读文学概论一类的书，而介绍过来的美术理论是纯粹的艺术上的观念更新，且，西方现代东西往往在国内是美术界领先一步，然后才有文学上的东西被翻译出来。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喜欢起了川端康成，他的忧伤合我口味，再后是那个海明威，让我学会了叙述中的减法。我只说我掌握了叙述中的减法了，既可白纸上写黑字，亦能黑纸上写白字，殊不知读了福克纳，才恍然觉得我原本很稀薄，减法使我形容枯瘦，泻药是不能吃的。福克纳的小说背景与我的故乡有某种相似，他的诱惑使我无法抗拒。紧接着是拉美文学。拉美的文学我读得并不多，但他们的创作给我震动。返过头来再看川端康成的道路，我坚定了在作品境界上趋西方在形式上要建立中国作派的主意。这主意至今仍是顽固，不为它动。之后，中国文坛上走马灯似地读红过若干个外国大师的书，有的热得莫名其妙，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，这便多少让我生出一些不耐烦的心，而导致了我的一个不良习惯，即：大家都在读某一本书的时候，我绝不去读。于是，《百年孤独》我没有读，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我没有读，《麦田守望者》我没有读，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我没有读。我没有读，不等于我不了解，耳边整日在听，听也听到了这些书的内容。九十年代，我感兴趣了《尤里西斯》，我虽无法对人复述书中的人与事，可我明白了许多对我有用的东西，改变了我的小说观念。我生活在西安，没有北京、上海那么个大的读书环境，我的好处是静伏一处，得到一本书读后可以静默玄想，可以看国内众多作家们的动向，研究他们借鉴的得失，而悄然喘我的气，磨我的刀剑。我鼓呼着国内每一位先蹈者的行为，他们踩开了雷阵我随后就到。我不同意对一些前卫派先锋派作品的指责是仿制，因为看看我前面的作家，不是更有一批人曾对着苏联文学仿制过吗？中国白话文写作也就是那么不足百年，谁也得摇摇晃晃地走路呀！我不放过外国人写的中国的书，也见到中国人写的外国的书就读，总想寻其中的结合点。我出国的机会极少，但却有幸结识了许多汉学家和一些西方作家，倾听过他们对中国小说的看法，比如，我读外国小说，有些情节我们是无法接触的，但我们读得懂，而我们小说中的许多问题却使他们怎么也体会不来，这就引起过我相当长的思索而校正着自己。诚然，中国的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，却也不妨它的翅膀飞得更远，更有别的国家的读者去读，如果一个作家写到最后并没有写出本民族的特色，没有母语的特点，总停留在照葫芦画瓢的地步，那是成不了大的气象的。我的作品是有那么几部以各种版本在外发行过，出现了令我也惊异的现象，其中有价值观的不同，也有写法上认识不同，比如，那个《废都》且不说，一本《土门》，在国内并不太受注意，日本看重，法国更看重，这使我又很思想了一番。总之，西方文学作品读得越多，我越在我的写作中尽量隐藏我借鉴的痕迹，我不想成为牛，但我得大量要吃牛肉。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如动物界一样，要求本真，是老虎就尽量生老虎相，是蛇就尽量丰满蛇的性能与形态，一心要综合性的，愿望是好，可不一定能坐大，四不象的只能成为了蜥蜴，壁虎，四脚虫一类，再者，就是了虚幻的图腾不如龙如凤。吃血肉的可能是虎豹，也可能是跳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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